三、“私情譜”突破“存天理，去人欲”的禁錮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民歌的私情言說強烈地彰顯了女性的情欲。在中國古代的思想體系中，“性”“情”“欲”是三個重要的范疇。在先秦時期，“性”“情”經(jīng)常形成互文。正如晚清學者俞樾所說：“性情二字在后人言之區(qū)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即性也。”但自漢代董仲舒等人開始，便建構(gòu)起“性善情惡”的理論，宋明理學家將這一理論發(fā)展得更為精深系統(tǒng)。天理與人欲就這樣逐漸對立起來，即所謂的“存天理，去人欲”。到了明代中后期，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商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達、市民階層的壯大，都導致了人欲的解放。明代憲宗以后的皇帝大都沉迷酒色，不理朝政，上行下效，在社會上刮起一股縱欲的狂風。“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張瀚：《松窗夢語》卷七《風俗紀》）。這股縱欲的風氣反映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便是以《金瓶梅》為代表的艷情小說、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擬話本小說等都較多地彰顯了情欲。這些小說的作者、編者們栩栩如生地將眾多欲望的形態(tài)萬花筒般地展現(xiàn)出來，其中就包含對女性生理欲望的描述和呈現(xiàn)。

　　但是這些受過良好儒家教育的作者、編者們在沉醉于情欲描寫的同時，又保持著一些清醒，不時在故事的敘事中加以干預、調(diào)控，力圖駕馭、規(guī)訓張揚的情欲。因此，這些作品在顛覆傳統(tǒng)道德倫理的同時又都會加上一些道德說教，向讀者灌輸甚至強化正統(tǒng)的儒家道德觀念，盡管兩者的不平衡已經(jīng)使道德勸懲的力度嚴重削弱。如果說正統(tǒng)的道德倫理和小說的非正統(tǒng)文學形式之間還存在矛盾和張力的話，那么在民歌這種更為民間化的藝術(shù)形式中，這種矛盾已經(jīng)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已不復存在。

　　法國思想家?？抡J為，“古典時代的人發(fā)現(xiàn)人體是權(quán)力的對象和目標”。到了近代，“一種’政治解剖學‘，也是一種’權(quán)力力學‘正在誕生。它規(guī)定了人們?nèi)绾慰刂破渌说娜怏w，通過所選擇的技術(shù)，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在中國古代的男權(quán)社會中，女性的身體就是這樣被操縱、塑造和規(guī)訓的，即所謂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視不凝眸，笑不露齒，坐不當閾，行不褰裳”（李開先：《亡妹袁氏婦墓志銘》）。女性的身體欲望就這樣被壓抑了上千年。

　　雖然中國古代民歌作者的性別大多很難確定，但有一部分可以確定與女性有關(guān)。據(jù)顧頡剛《吳歌甲集》記載，他曾“聽冶游人說，妓女常有自編歌曲，敘述身世之悲的”。

　　另據(jù)馮夢龍《掛枝兒》《山歌》注：

　　琵琶婦阿圓。能為新聲，兼善清謳，余所極賞。聞余《廣掛枝兒》刻，詣余請之，亦出此篇贈余。云傳自婁江，其前尚有《訴落山坡羊》，詞頗佳（《掛枝兒》卷三）。

　　有舟婦制《勸郎歌》頗佳。（《山歌》卷四）

　　從上可見，明清時期一些民歌的編創(chuàng)、傳播和女性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因此，這些民歌開始彰顯女性的身體欲望。女性已不再是簡單地呈現(xiàn)為男性欲望的對象，有些已成為欲望的主體。如：

　　繡房中忽聽得貓兒叫。高一聲，低一聲，叫上幾百遭。雌的不肯雄的要。姐姐抽身起，偷把眼兒瞧。瞧散了那貓兒也，不覺羅兒濕透了（《掛枝兒》卷七《貓》）。

　　繡房兒正與書房近，猛聽得俏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來聽。“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圣人的言語也，其實妙得緊(《掛枝兒》卷七《書聲》)。

　　尤其是后一首，備受推崇的儒家經(jīng)典就這樣被女性的情欲徹底褻瀆了。

　　明清民歌女性情欲的展現(xiàn)大多采取象征手法，很少是直接的、赤裸裸的肉欲描寫。人類在遠古時期就開始使用象征來表達性愛欲望，這一點已為大多數(shù)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所認同。他們追溯各種民間語言習慣和修辭方式的起源，最后發(fā)現(xiàn)都和遠古人類的性活動有關(guān)。如海外學者周策縱認為《詩經(jīng)》中“踐履”“藝麻”“析薪”都是男女性行為的象征詞。明清民歌中的情欲描寫也常采用類似的象征手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