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軸心突破”與悖論中的超越——從中西比較的視角看中世紀知識階層與儀式音樂實踐的關系
盡管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為古典文化和這種宗教的結(jié)合開啟了方便之門:在圣奧古斯丁之前的教父學者都是受過古代哲學教育的希臘化人士。但對于宗教教義的篤信使這些知識精英僅僅將文字視作信仰的工具,對于文本中的文學性并不重視。以希臘教父中最為博學多產(chǎn)之人、巴勒斯坦凱撒利亞主教優(yōu)西比烏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5-340)為例,盡管他的《教會史》被認為是歐洲歷史編纂學的里程碑式作品,但從寫作的技術(shù)角度來說,卻完全背離了古典作家的美學和修辭原則。一位優(yōu)西比烏斯的現(xiàn)代研究者在指出了其《教會史》素材豐富、一手資料詳實可靠的優(yōu)點后說道:
另一方面,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優(yōu)西比烏斯有許多非常嚴重的缺陷,對于這些缺陷我一點也不想掩飾或隱瞞。這些缺陷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是他完全缺乏作為一門美術(shù)而存在的歷史編纂學的任何概念。他的作品之所以既有趣又有啟發(fā)意義,是因為它所記載的事實,可是一旦突出他的敘述方式,趣味便會驟減。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分類,幾乎沒有任何透視感,完全忽視了通過一行字或一個成語來提升一幅有關一個人或一場運動的畫面的藝術(shù)。換一句話說,他不是修昔底德或塔西托,不過世人也未曾看到許多像他們那樣的人。[78]
這種漫不經(jīng)心的“古拙”和文學技藝的退化對于早期希臘基督徒來說可能是有意為之的,而同時期的拉丁教父比起希臘教父來說,則更加疏于文采,古代拉丁教會中最博學的人物圣哲羅姆(St. Jerome,330-420)比起優(yōu)西比烏斯只是更加“草率和粗心大意”。[79] 拉丁-中世紀教父從優(yōu)西比烏斯的《教會史》中學到的最重要著史竅門,是對各種荒誕的神跡和奇談不加甄別地盡量采納。對于中世紀的人說,希臘教父們精心構(gòu)建的邏各斯式神學觀只是投下了一些單薄的日影。拉丁人比起希臘人本來就缺少思辨的天才,而6-7世紀的動亂對文化的破壞使得西歐幾乎沒有懂得希臘文的神學家,在卡洛林文藝復興之前,就連能正確讀寫拉丁文的人也越來越少。“當然,在中世紀的第一個世紀里,古代文獻的減少促進了基督教修士著作的傳播。中世紀所了解的古代文化源于晚期羅馬帝國,它以早期中世紀更容易認同的一種蠻族化的方式重新吸收、利用和解析了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shù)和思想。”[80] 像波伊提烏斯、卡西奧多努斯、伊西多爾和卡佩拉等人的理論著作——包括音樂理論——之所以在中世紀不斷被傳抄和學習,并不是因為他們達到了古代的知識精英的水準,而是在這一時期的西歐根本就沒有更多的學術(shù)和知識可以利用。[81] 而有趣的是,中世紀初期的拉丁神學家對于這些世俗和異教的知識系統(tǒng)本身就持有一種排斥和輕蔑的態(tài)度;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強烈地去接續(xù)古代學術(shù)傳統(tǒng)的愿望。“因為那個演講術(shù)曾經(jīng)繁榮的世界正在消亡,而一個不存在民眾集會和辯論活動的新的文明注定要取代它。”[82] 一位6世紀阿爾主教愷撒里烏斯(Caesarius,502-542)的話頗能代表這種全新的知識階層希圖“通過野蠻化的方式獲得是試圖去獲得與希臘-羅馬世界同樣重要的價值觀念”:
我謙卑地請求,受過教育的人或許會滿足于忍受這種粗野的表達方式而不要抱怨,以至于所有救世主的羊群都能夠以一種簡單且切實可行的語言接受天賜神糧。由于沒有學問且出身低微的人并不能使他們自己達到受過教育的人的文化層次,因此只有讓受過教育的人降低身份屈尊接受他們的無知。受過教育的人能夠理解出生低微者所講的內(nèi)容,然而,出生低微者卻不能從有學問的人所講的東西中獲益。[83]
而6世紀高盧最杰出的拉丁歷史家、都爾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de Tours,538?-594)在其名著《法蘭克人史》的序言中就說:
當前,在高盧的城市里,當人民對文字的運用每況愈下,不,更確切地說是已告終竭時,那里已找不到一個在層次分明的寫作藝術(shù)方面訓練有素的學者,來把發(fā)生過的事情以散文或韻文的形式描繪出來。……人們說道:“唉!我們這個時代啊!學問的眼睛已經(jīng)離開我們而消逝,在我們各族人中間也找不到一個能夠把當代的事件寫成一本書的人了。”
當我聽到一再有人發(fā)出這種的或類似的哀嘆時,不由得內(nèi)心感動,盡管言辭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記憶留傳后世,決不使那些邪惡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間的斗爭湮沒無聞,由于我時常詫異地聽到人們說:深奧的作者很少有人理解,語言樸素的人卻有廣泛的聽眾,因此我越發(fā)受到鼓舞。[84]
這種認為知識水平愈底下,反而愈有可能接近真理的觀念(即屬世與屬靈的對立)在中世紀初期不乏典型性,它其實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個新興知識階層對待音樂和其他藝術(shù)的態(tài)度——與宗教和永生無關的當然必須視若洪水猛獸,而有助于基督教這一惟一的精神支柱的藝術(shù)形式也必須簡單明確到能讓“出生低微者”通曉,同時又給予這些愚人以莊嚴權(quán)威的震撼。因而儀式中的素歌圣詠必須簡潔而不致引發(fā)感官的困惑,但其伴隨的儀式又必須繁復瑣細,使人一心敬服膜拜。在東羅馬一度轟轟烈烈的“圣像破壞運動”在西部卻被格里高利大教皇叫停了:因為看似與基督教信仰相悖的偶像卻是使文盲信徒理解信仰的最好手段。在中世紀初期的幾個世紀,教士們必須親自參與到與信仰有關的一切藝術(shù)實踐活動中,他們既是人民的統(tǒng)治者,又是精神導師。教義爭執(zhí)也不僅僅是學術(shù)爭鳴,而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正統(tǒng)與僭偽之爭。中世紀之初羅馬教會權(quán)威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瘋狂地迫害異端而取得的;宗教戰(zhàn)爭與審判直至中世紀結(jié)束還是教士集團激勵和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