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圣詠（Chant）是為基督教儀式服務并從屬于宗教儀式的。而“早期基督教音樂的范疇要比單純的儀式圣詠廣泛。它不僅包括彌撒和日課中的詩篇歌，還包括大量為基督徒在從圣餐禮拜到夜間禱告的任何規(guī)模的集會中使用的贊美歌、詩篇歌、吟誦與歡唱（按：此即我們一般所謂的‘圣詠’）。它更可以指各種異端教團的贊美詩，甚至基督徒對音樂的所有方面（無論他們自己的禮拜歌曲，還是蠻族異教的音樂，或是和音樂有關的哲學和理論）的任何態(tài)度?！盵Mckinnon,2001,795] 本文只談和正統(tǒng)派禮拜儀式相關的圣詠，而對其他和基督教有關的音樂現(xiàn)象及美學思想不加討論。

在禮拜儀式中使用的圣詠從一開始就具有兩個基本的形態(tài)特征：其一，是沒有和聲，對位等伴奏手法的單旋律聲樂（早期未經(jīng)訓練的信眾在齊唱時可能出現(xiàn)的支聲是另一回事），而器樂伴奏一般來說也是被禁止的（埃及的科普特圣詠Coptic Chant中偶爾使用打擊樂器是一種例外）；其二，是音樂本身沒有節(jié)奏、節(jié)拍，完全依附于《圣經(jīng)》經(jīng)文或贊美詩歌詞的散板音樂[參見Apel ，1958,4]。而禮拜儀式中的“歌詠”主要來自3方面：按某些固定的公式念唱《福音書》等散文中的詞句；用舊有或新創(chuàng)的曲調(diào)吟唱《詩篇》或贊美詩；在某些單字上的即興花唱，用以表達激動的宗教感情[參見Reese ,1940,61]。

從歷史發(fā)展階段看，早期基督教圣詠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公元初年至大約公元200年以前為萌芽期，3世紀初至4世紀中葉為發(fā)展期，從4世紀晚期至6世紀末為分化期（這一普遍而深刻的分化在西部帝國滅亡時還在進行，但大體上，自安布羅斯圣詠形成后，雖然西部教會的圣詠還受到東派的影響，東、西部儀式圣詠就基本按自己的方向發(fā)展了）。而教會音樂的狀況在各個發(fā)展階段也有相當?shù)牟煌?/P>

         第一階段：基督教圣詠的萌芽和猶太音樂的遺跡

      這一階段是基督教產(chǎn)生，形成自身特點并最終從猶太教中分離，成為全新的普世宗教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可以從零星片紙的文獻中窺見基督教儀式和圣詠的萌芽；而濃厚的猶太教色彩成為這一階段基督教圣詠的主要特征。

1.       基督教儀式與圣詠的雛形

最原始的基督教禮拜儀式是在星期日雞鳴和日出前的徹夜祈禱，繼之以白天的集會，星期日也因此被稱為“主日”(Day of the Lord)。在夜間的祈禱中有讀經(jīng)，禱告，吟誦詩篇的活動，白日的集會除了讀經(jīng)外，也包括布道，奉獻和圣餐。而圣餐是全部儀式的高潮。

     《新約》中的四福音書完成于1世紀之前（《馬太》，《馬可》和《路加》約成書于65-80年，《約翰》約成書于100年），是對基督教最初一百年發(fā)展過程的直接見證，它們“反映了由早期的基督教社團引入禮拜儀式的一些(猶太)習俗”[Cattin，1984，2]。福音中的許多段落看來是富于韻律而可以和樂吟唱的，如《路加》中第一章的46-55句（也即是后來《圣母尊主頌》Magnificat），及68-79句（也即后來的《降福經(jīng)》Benedictus）。此外，在使徒書信中有更多地具有贊美詩外形的段落，如《以弗所書》第5章的14句，《彼得前書》第1章的3-5句，《帖撒羅尼加前書》第5章16-22句等等，它們在布道中被經(jīng)常使用。其中尤以《腓力比書》第2章6-11句的一段贊辭最為著名：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

        所以，神將他升得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于父神。”

      可以知道，《新約》中的“贊美詩”都是依照猶太人而非希臘人或羅馬人的方式創(chuàng)作的，有的篇章，“很明顯顯示出禮拜圣事的結構程序”[Cattin ，1984，3]而在洗禮和圣餐中廣為使用。這些《詩篇》以外的韻文，成為3世紀后在敘利亞教會中首先開始興盛,并在基督教音樂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贊美歌（hymnody）的先聲。

113年時，小亞細亞的比西尼亞總督，杰出的羅馬學者和著作家普林尼（Pliny）向哈德良皇帝上奏他的行省中基督徒的活動狀況時，提到他們“在日落前一個指定的白天（按：即星期天）集會，唱歌贊美基督猶如贊美神靈”（原文為：stato die ante lucem convenire carmenque Christo quasi deo dicere secum invicem）[Cattin，1984，12]。

150年左右，護教士查士?。↗ustin Martyr,約卒于165年）在寫該給安東尼?皮護皇帝的著名的《護教文》（Apologia）中描述當時羅馬基督徒的禮拜日圣餐儀式：

“在星期日，有一個地方供城里人和鄉(xiāng)下人集會；使徒的回憶錄和先知的著作被盡可能長久地誦讀。讀完后，主其事者便勸戒大家要效法那高貴的懿行。然后，我們便一起站立，開始禱告。

“這之后，如我所言，做完祈禱后，就取來面包，葡萄酒和水，那主其事者便以他的能力祈禱感謝上帝，大家都高頌‘阿門’應和之。于是將這祝圣之物分發(fā)給每個人，在享用它之前，大家都向神致謝?！?/I>[James Mckinnon ，1990，68]

這當時人的描述向我們提供了基督教集會（即后人所謂“彌撒Missa”）的直接印象，它傳達了禮拜的基本結構：圣餐前的讀經(jīng)，講道和在祈禱后分享基督的血肉。從中可看出基督教禮拜和猶太會堂禮拜一致、卻與古代多神教禮儀的最大不同：這是一個讓廣大信徒集會的場所，而非殺生獻祭的神壇；禮拜的活動主要是由“主其事者”（相當于后來的牧師）宣讀經(jīng)文，中心環(huán)節(jié)是信徒一起領圣餐。這兩點直至今日，在無論哪派基督徒中也無更改。后來禮拜儀式的發(fā)展不過是使這一基本框架更加復雜和細膩。這記述中雖然只字未提音樂，但我們卻可以從《新約》的許多記載和普林尼的奏章中得到旁證：基督徒在宗教集會上吟唱歌曲是毋庸置疑的。唱歌應該在圣餐之前，很可能就包含在對使徒言論和先知預言的誦讀中 [參見Mckinnon,1990,72]。

這里所哼唱的“歌”很有可能即是《詩篇》，早在1世紀末期，羅馬主教克萊芒一世（Pope St.Clement I，生卒不詳）就在一封書信里提到了唱詩篇的情況[參見Apel ，1958 ，38]。 而這吟唱 《詩篇》的音樂也許是從猶太基督教徒那里極為自然地學來的，而后者又是從圣殿中的祖輩那里繼承的。“幾乎可以肯定，早期基督教詩篇中的音樂，大多與猶太教詩篇中的音樂相同；甚至在很久以后，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詩篇曲調(diào)之間還有許多相似之處”[亞伯拉罕，1999，54] 。事實上，古猶太音樂的成分在基督教音樂中沉淀很深，學者們一致承認古老的猶太閃米特曲調(diào)和格里高利素歌在旋律上和某些吟誦程式上的親緣關系[參見Apel，1958，35]。雖然不少學者否認《詩篇》作為一種圣詠存在于2世紀之前的禮拜中，但“顯然，《詩篇》的音樂性是不能忽視的”[Mckinnon,2001,797]。可以說，這樣的詩篇詠唱，在2世紀中葉也只是一種不經(jīng)意的即興念唱，而非固定的儀式組成部分（在當時的記述中并常常和贊美詩混為一談），它和4世紀晚期以后，禮拜中不可或缺的“詩篇歌”（psamoldy）是不同的。

除去《新約》和一些非基督教人士（如普林尼）的著作，3世紀以前的文獻中關于基督教儀式中音樂的記述是極為貧乏的，而教父們有關圣詠的記述大都產(chǎn)生于3世紀以后。我們可以推測，除了猶太人之外，別的地區(qū)和民族的信徒在禮拜中的歌唱多是自發(fā)的，因為這時的基督教還屬于非法的秘密組織，禮拜儀式本身是十分簡單和沒有規(guī)范的，集會甚至沒有固定的教堂，而在某位信徒的家中舉行（比如一位富有的羅馬貴族）。而在距巴勒斯坦較近的小亞地區(qū)，宗教活動的開展又較帝國西部的拉丁地區(qū)要活躍和公開些。

             2. 早期基督教圣詠中的猶太因素

      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信守摩西律法的猶太人（例如基督本人和十二使徒），這使得公元初年的猶太基督徒成為在基督教會中傳承猶太禮儀的關鍵群體。基督教的禮拜日來自猶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日課是模仿猶太人祈禱的時刻，“最后的晚餐”則是逾越節(jié)的翻版。此外，洗禮（baptism）和禮拜中的圣餐(eucharist)作為基督教特有的與教義緊密相連的基本儀式，也在基督教剛剛形成時就在猶太基督徒中、隨后又在各地教會中確立下來。和儀式一樣，基督教的音樂的某些特征也源自猶太圣殿與會堂（sygagogue），如猶太人詠唱《舊約?詩篇》的傳統(tǒng)就成為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音樂形式之一；猶太人還唱贊美詩，這也在早期基督教的活動中找到蛛絲馬跡。

猶太人的宗教音樂活動很豐富，《舊約》中隨處可見對于音樂的描寫，大衛(wèi)和所羅門都是優(yōu)秀的樂師和歌手，被稱為《所羅門之歌》的《雅歌》實在是淳樸而熱烈的民歌；而《詩篇》更明白地表示“你們要贊美耶和華！??????要用角聲贊美他，鼓瑟，彈琴贊美他；擊鼓，跳舞贊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贊美他；用大響的鈸贊美他，用高聲的鈸贊美他?！盵《舊約?詩篇》第150首] 從中可見，猶太人的宗教音樂中有豐富的器樂成分。將音樂與宗教儀式相結合，讓音樂表達強勁的宗教感情本是猶太教的特色，這一特色的精神和不少具體內(nèi)容都被初始階段的基督教所繼承。1世紀前后的希伯來音樂由于處于大的希臘化文化背景下，也受到希臘音樂文化的影響，猶太人出于頑固的天性對希臘羅馬世界的抵制本身反映了外來音樂的強大[參閱 亞伯拉罕，1999， 41]，但古代文化對猶太教還有其后的基督教的作用主要發(fā)生在音樂觀念上。最初的猶太基督徒和受希臘化哲學熏陶的早期教父們都向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一樣重視音樂的教育功能，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反對過于精美的純音樂，而對羅馬人所津津樂道的靡靡之音則一致深惡痛絕。逐漸地，樂器被排斥在基督教（還有猶太教）的禮拜儀式之外了，但大多數(shù)教父和信眾都歡迎樸素虔敬的風格。于是在《新約》中有了“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贊美主”[《新約?以弗所書》]的言論。

除了猶太音樂的素材，基督徒們從猶太人那里繼承了“應答”（指歌隊和獨唱者之間的對唱）和“交替”（指兩個歌隊間的交替演唱）的詠唱方式。在群眾性的場合讀經(jīng)布道時，很容易用交替問答的形式唱出一些簡單的詞句（如“阿門”，“阿利路亞”，或不斷反復出現(xiàn)《詩篇》中的某一句之類），見于早期文獻的詩篇詠唱也相應地被稱為：應答詩篇歌，交替詩篇歌，哈利路亞詩篇歌和詩篇疊歌[參見Cattin ，1984，10]）。最早提到交替歌唱的是新柏拉圖主義猶太哲學家，亞歷山大利亞的斐洛（Philo,20？- ？）；最早提到應答圣歌的是迦太基教父德爾圖良(Tertullian,155――222)。但真正有組織而較大規(guī)模的“應答”或“交替”圣詠在這一階段顯然還不能普及。此外，一種源自猶太傳統(tǒng)的，被稱為“歡歌”（jubilus）的即興花唱形式（它和具有疊歌性質(zhì)的“阿利路亞”不是一回事）也被提到，圣哲羅姆(St.Jerome,340 ?-420)和圣奧古斯丁(St.Augustin,354-430)都曾論及它，這種形式似乎與應答詩篇歌一起使用。還有《啟示錄》中透露的《圣哉經(jīng)》（Sanctus）這一猶太教中舊有的圣歌品種（希伯來語為“Kadosh”，希臘語轉音為“Hagios”，也見于前述克萊芒一世的書信），在大約120年被羅馬主教西克圖斯一世(Pope St.Sixtus I)引入西部教會的禮拜集會，在4世紀晚期成為彌撒的一個部分。這樣，保羅在50年左右的書信中提到的“詩章（詩篇），頌詞（贊美詩）和靈歌（圣歌）”[《新約?歌羅西書》]的體裁都可在頭兩個世紀的文獻中窺見。

 總之 “早期教會，無論東、西方，從猶太教中繼承的因素對于建立它們自身的禮拜是關鍵的”，[Rosenstiel,1982,14] 正是在猶太教既有儀式音樂的基礎上開始了最初的基督教教會音樂的實踐。在基督教產(chǎn)生的頭兩個世紀里，猶太音樂的某些因素（如詩篇詠唱和贊美詩的雛形，應答和交替的形式，吟誦和花唱的唱腔）是很重要的，而這些因素應該在公元70年圣殿第二次被毀之前就隨著最初的猶太基督徒進入并扎根于基督教的禮拜儀式中了；但這也不是說早期基督教儀式（尤其是圣詠）是對其猶太對應物的具體照搬。

這一時期，由于基督教自身尚不夠成熟，教會的組織比較松散，信徒也不多，各地教會零散而各自為政，教會儀式音樂還沒有獨創(chuàng)性和規(guī)范性的發(fā)展。這一階段的基督教音樂可稱為猶太化的圣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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